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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物 1998 A. Gell 《 In Art and Agency 》
Gell在此想要提出一種新的物質研究理論框架；首先，他以詞彙與關係的定義為出發點，闡述他的想法。就研究對象而言，必須先釐清所謂「作品」(“works of art”) 的觀念：在以美學為理論中心的物質研究中，研究對象是「藝術作品」，以作品的美學成就為討論分析的內容；但在人類學的物質研究中，「作品」則不是我們的對象，因為這個字眼具有排他性，討論的是只能以藝術理論來分析的純藝術作品，換言之，是以藝術來定義「物」；人類學討論的物是與人共融的物，關心的重點在於人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所以Gell在技術上使用 “index” 這個字來取代 “object” ，就是為了強調其社會性的內涵。
index和 agent 、agency
index在Piercean符號學中的定義是種 “natural sign”，指向一種因果性的推論過程，但這個推論並不是依據規則 (例如；2+2=4)，也不是透過歸納或演繹法所得的結果，它在認知上的操作是 “abduction” ，一種綜合性的推理法，根據已經存在的普遍法則作出假設性的推論。例如煙可以是火的index，人們看見煙就會聯想到火，因為在一般經驗中，燃燒總會伴隨著煙；但是事實上煙不一定代表起火，所以兩者之間的關係並非絕對，以Eco的話來說明，是 “在還不知道signs指向何物之時，就把意義添加給它”。
Gell如何把index的概念套用在人類學的物質文化研究上呢？他把index視為社會作用力 (social agency) 運作的表現。所以，當煙純粹是一種自然被引發的產物，雖然仍可被視為index，但並非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所關注的index；但如果煙在某種脈絡下，被視為人為縱火的index，他就成了我們所要討論的範疇。social agent (社會行為者) ，就是使social agency發生、成為可能的主動行為者，使事件發生的最初力量，他們啟動了活動，是因果關係中的肇始者，他可以是人或物。相對於此，agency就是人或物運作的結果，是由心、意志或意圖的行使所造成的物理反應。
在這裡Gell無意進行哲學式的討論，辯證物是否和人一樣具有意志，或事件發生的結果是否真能如人所願 ，他提出的agent是與哲學範疇無關的；因為人們會將意志和意識、甚至人格灌輸於物，所以物和人一樣能夠成為agent；物是一種次級的、非自足的agent，只要他們進入了社會關係的網絡中，就變成Gell所關心的agent。
社會關係中的他者 (others)，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另一方面，物可能是被動，也有可能是主動的。為了說明物如何能夠被視為agent，Gell舉了洋娃娃和汽車為例。對一個小女孩而言，洋娃娃是具有自己人格的主體，而且可能是她唯一的朋友；如果發生船難，小女孩絕不會為了讓自己的哥哥得救而拋棄這個洋娃娃，在這樣的情況下，洋娃娃就是一種social agent。汽車也常被賦予人格，對某些人而言它可能被視為夥伴，或甚至被視為身體的一部分，一個可分割的部分，就像義肢一般；車中不但有人的agent，也有車本身的agent，不單反映了車主的人格，也具有自己的人格 ( 就像Gell從自己的車裡體驗到的，車可能是有脾氣的，可以在無預警狀態下陷他於悲慘的情境 )。Gell甚至以萬物有靈論來論證物可以成為社會關係中的agent，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對汽車或洋娃娃的感情也能算是一種宗教性的信念。
一個「行動社會學」( sociology of action ) 的前提是，它雖然提出物和人一樣可以是agent，卻又主張agent本身必須具有自我意識，而物是不具有自我意識的；這就造成了行動社會學前提的矛盾。Gell認為這是一個知識論的問題----我們只能依據結果的呈現來追查或推論其原因，當agent引發事件之前，我們無法察知agency的存在或作用，所以當agent未動作的時候，它就不是agent，換言之，它不是種先驗的存在，而且它必須在物理的定義上引發某種活動；agency是整個物質與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包含了人和物，所以agent也不該侷限在人的精神層面，不該由事物是否具有精神意志來決定它是否為agent。洋娃娃當然不是一個自足的存在，即使是擁有她的小女孩也不會這麼認為；但這個洋娃娃仍足以成為一種agency的動因，它和引發agency的原因在推論過程中是同位的，它與其同在，同時展現其自身，所以它和這個agent之間沒有什麼區別。這正好說明了一種index的關係，雖然有可能是錯誤的因果推論，但卻是如實地呈現在這世界的現象。
Gell以高棉的Pol Pot’s Soldiers為例，他們以地雷傷害了無數無辜的人民，在這個情況下，地雷能夠像這些軍人一樣，被視為濫殺無辜的agent嗎？以傳統的思考模式來看，不能，因為地雷只要被踩到就會爆炸，這不是出於地雷的意願，而這些軍人卻有自由意志可以決定是否以地雷作為達到目標的工具。但Gell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提醒我們，正因為這些人擁有武器和地雷，才從一般人變成了擁有權利的武裝軍人，變成有能力殺人的 “惡魔”；這些地雷是他們身為人的認同的一部份 ，就像他的指紋，就像迫使他成為 “惡魔” 的仇恨與恐懼。如果把地雷視為某種社會認同、以及社會行為者的組成元素，就可以更進一步把它視為社會行為者，所謂的agent，因為如果沒有它，某種特殊的agent 就無法存在。
Gell提出器物作為social agent，想以此論證social agency能夠以器物的形式將自己具體化，人在這個過程中進行自我展演和實現；具有意志的agent將其碎片以次級agent ( 即器物 ) 的形式增殖繁衍，用這樣的形式讓agent更具有力量，能夠啟動更強大的社會作用力。
patient 、recipient、prototype
Gell不認為agent具有本質上的定義，所以他不對agent提出分類式的討論，他要談的是關連性的agent，在脈絡之中的agent。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下，所謂的agent在行動中除了會有其行為結果----agency，還會有這個行為的承受者，Gell把它稱為 “patient”，它是和agent相對的。但是agent和patient的關係是循著脈絡而流動的，不是斷然而絕對的。例如，在畫家和其畫作的關係中，畫家是agent，而畫作是patient；當我們談到諷刺畫，和它所諷刺的對象時，畫作成了agent，其諷刺對象就是patient。
依照之前的定義，我們把器物 (artefact) 視為創作者 (artist) 存在的index。創作者作為agent，創造了藝術品、器物，這些器物便指向他們的存在。但人類學的藝術理論必須注意到，並不是所有的器物或藝術品都可以指向 “身為人” 的agent，即使它的確是由人所創造的，它也可能因為被賦予了神聖價值而具有神秘的起源，所以其存在便無法追溯到一個 “身為人” 的agent。
另外Gell又提出一個詞：間接的受者 ( recipient )。Recipient可以和index組成一套關係，它在其中可以藉由index來行使agency，或者index可以藉著它被視為行使agency的一方。簡單的例子中，一部停在街角的法拉利，標示 (indexes) 了車人關係中的間接受者：一個有錢的花花公子，這車是為他而打造的；同時也使街上投注羨慕眼光的路人也成為間接受者，這車也是為了他們的讚賞與嫉妒而打造的。現代藝術是為了尋求某些人的同感和共鳴而被創造出來的，這些創作者所尋求的觀眾，就是間接受者。某些文化脈落下，器物的製造者會被隱沒、不具重要性，大家重視的是所有人的地位；例如美拉尼西亞的Kula shells，沒有人在意它的製造者，但是它作為一種index，標示了交換關係中參與者的社會地位，這時候的index就成了agent。
當我們談論art，所談的都是事物的替現 ( representation )。Gell在這裡提出 “prototype” 的概念，相對於index，它是index所替現的原型。他反對Goodman所主張，任何事物只要經過適當的論述包裝，被大家所認同之後，就可以成為任何一個原本無關的事物的替現。這讓我們想起Saussure所說，符號 (sign) 的本質是任擇的。但是Gell認為，A若要替現B，一定要有相似性作為基礎；不過這個相似性，不一定指的是外表的相似，也可以是推論上的相關；如果index在外表上不具有和prototype的相似性，Gell稱之為aniconic representation，雖然以A替現B，但不代表A長得像B，例如以石頭替現神，石頭是神存在的index，而不替現神的樣子，石頭不是任擇地或約定俗成地變成神的index，而是神的 “natural sign” ，就像煙和火的關係一般。
那麼index / prototype的關係，和agent / agency 的關係為何？如果我們在index中察知了agency的存在，就可以推論，prototype中有agent的存在。雖然我們知道是人創造了神，自行想像了神的樣子，但重點不在此；Gell重視的是，人們相信神----作為agent，祂使自己的形象（image）出現在人們眼前，並且作為patient，被呈現在所有以此形象為prototype而被製造出來的形象之中。
Gell在此想要提出一種新的物質研究理論框架；首先，他以詞彙與關係的定義為出發點，闡述他的想法。就研究對象而言，必須先釐清所謂「作品」(“works of art”) 的觀念：在以美學為理論中心的物質研究中，研究對象是「藝術作品」，以作品的美學成就為討論分析的內容；但在人類學的物質研究中，「作品」則不是我們的對象，因為這個字眼具有排他性，討論的是只能以藝術理論來分析的純藝術作品，換言之，是以藝術來定義「物」；人類學討論的物是與人共融的物，關心的重點在於人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所以Gell在技術上使用 “index” 這個字來取代 “object” ，就是為了強調其社會性的內涵。
index和 agent 、agency
index在Piercean符號學中的定義是種 “natural sign”，指向一種因果性的推論過程，但這個推論並不是依據規則 (例如；2+2=4)，也不是透過歸納或演繹法所得的結果，它在認知上的操作是 “abduction” ，一種綜合性的推理法，根據已經存在的普遍法則作出假設性的推論。例如煙可以是火的index，人們看見煙就會聯想到火，因為在一般經驗中，燃燒總會伴隨著煙；但是事實上煙不一定代表起火，所以兩者之間的關係並非絕對，以Eco的話來說明，是 “在還不知道signs指向何物之時，就把意義添加給它”。
Gell如何把index的概念套用在人類學的物質文化研究上呢？他把index視為社會作用力 (social agency) 運作的表現。所以，當煙純粹是一種自然被引發的產物，雖然仍可被視為index，但並非人類學物質文化研究所關注的index；但如果煙在某種脈絡下，被視為人為縱火的index，他就成了我們所要討論的範疇。social agent (社會行為者) ，就是使social agency發生、成為可能的主動行為者，使事件發生的最初力量，他們啟動了活動，是因果關係中的肇始者，他可以是人或物。相對於此，agency就是人或物運作的結果，是由心、意志或意圖的行使所造成的物理反應。
在這裡Gell無意進行哲學式的討論，辯證物是否和人一樣具有意志，或事件發生的結果是否真能如人所願 ，他提出的agent是與哲學範疇無關的；因為人們會將意志和意識、甚至人格灌輸於物，所以物和人一樣能夠成為agent；物是一種次級的、非自足的agent，只要他們進入了社會關係的網絡中，就變成Gell所關心的agent。
社會關係中的他者 (others)，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另一方面，物可能是被動，也有可能是主動的。為了說明物如何能夠被視為agent，Gell舉了洋娃娃和汽車為例。對一個小女孩而言，洋娃娃是具有自己人格的主體，而且可能是她唯一的朋友；如果發生船難，小女孩絕不會為了讓自己的哥哥得救而拋棄這個洋娃娃，在這樣的情況下，洋娃娃就是一種social agent。汽車也常被賦予人格，對某些人而言它可能被視為夥伴，或甚至被視為身體的一部分，一個可分割的部分，就像義肢一般；車中不但有人的agent，也有車本身的agent，不單反映了車主的人格，也具有自己的人格 ( 就像Gell從自己的車裡體驗到的，車可能是有脾氣的，可以在無預警狀態下陷他於悲慘的情境 )。Gell甚至以萬物有靈論來論證物可以成為社會關係中的agent，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對汽車或洋娃娃的感情也能算是一種宗教性的信念。
一個「行動社會學」( sociology of action ) 的前提是，它雖然提出物和人一樣可以是agent，卻又主張agent本身必須具有自我意識，而物是不具有自我意識的；這就造成了行動社會學前提的矛盾。Gell認為這是一個知識論的問題----我們只能依據結果的呈現來追查或推論其原因，當agent引發事件之前，我們無法察知agency的存在或作用，所以當agent未動作的時候，它就不是agent，換言之，它不是種先驗的存在，而且它必須在物理的定義上引發某種活動；agency是整個物質與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包含了人和物，所以agent也不該侷限在人的精神層面，不該由事物是否具有精神意志來決定它是否為agent。洋娃娃當然不是一個自足的存在，即使是擁有她的小女孩也不會這麼認為；但這個洋娃娃仍足以成為一種agency的動因，它和引發agency的原因在推論過程中是同位的，它與其同在，同時展現其自身，所以它和這個agent之間沒有什麼區別。這正好說明了一種index的關係，雖然有可能是錯誤的因果推論，但卻是如實地呈現在這世界的現象。
Gell以高棉的Pol Pot’s Soldiers為例，他們以地雷傷害了無數無辜的人民，在這個情況下，地雷能夠像這些軍人一樣，被視為濫殺無辜的agent嗎？以傳統的思考模式來看，不能，因為地雷只要被踩到就會爆炸，這不是出於地雷的意願，而這些軍人卻有自由意志可以決定是否以地雷作為達到目標的工具。但Gell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提醒我們，正因為這些人擁有武器和地雷，才從一般人變成了擁有權利的武裝軍人，變成有能力殺人的 “惡魔”；這些地雷是他們身為人的認同的一部份 ，就像他的指紋，就像迫使他成為 “惡魔” 的仇恨與恐懼。如果把地雷視為某種社會認同、以及社會行為者的組成元素，就可以更進一步把它視為社會行為者，所謂的agent，因為如果沒有它，某種特殊的agent 就無法存在。
Gell提出器物作為social agent，想以此論證social agency能夠以器物的形式將自己具體化，人在這個過程中進行自我展演和實現；具有意志的agent將其碎片以次級agent ( 即器物 ) 的形式增殖繁衍，用這樣的形式讓agent更具有力量，能夠啟動更強大的社會作用力。
patient 、recipient、prototype
Gell不認為agent具有本質上的定義，所以他不對agent提出分類式的討論，他要談的是關連性的agent，在脈絡之中的agent。在這樣的理論框架下，所謂的agent在行動中除了會有其行為結果----agency，還會有這個行為的承受者，Gell把它稱為 “patient”，它是和agent相對的。但是agent和patient的關係是循著脈絡而流動的，不是斷然而絕對的。例如，在畫家和其畫作的關係中，畫家是agent，而畫作是patient；當我們談到諷刺畫，和它所諷刺的對象時，畫作成了agent，其諷刺對象就是patient。
依照之前的定義，我們把器物 (artefact) 視為創作者 (artist) 存在的index。創作者作為agent，創造了藝術品、器物，這些器物便指向他們的存在。但人類學的藝術理論必須注意到，並不是所有的器物或藝術品都可以指向 “身為人” 的agent，即使它的確是由人所創造的，它也可能因為被賦予了神聖價值而具有神秘的起源，所以其存在便無法追溯到一個 “身為人” 的agent。
另外Gell又提出一個詞：間接的受者 ( recipient )。Recipient可以和index組成一套關係，它在其中可以藉由index來行使agency，或者index可以藉著它被視為行使agency的一方。簡單的例子中，一部停在街角的法拉利，標示 (indexes) 了車人關係中的間接受者：一個有錢的花花公子，這車是為他而打造的；同時也使街上投注羨慕眼光的路人也成為間接受者，這車也是為了他們的讚賞與嫉妒而打造的。現代藝術是為了尋求某些人的同感和共鳴而被創造出來的，這些創作者所尋求的觀眾，就是間接受者。某些文化脈落下，器物的製造者會被隱沒、不具重要性，大家重視的是所有人的地位；例如美拉尼西亞的Kula shells，沒有人在意它的製造者，但是它作為一種index，標示了交換關係中參與者的社會地位，這時候的index就成了agent。
當我們談論art，所談的都是事物的替現 ( representation )。Gell在這裡提出 “prototype” 的概念，相對於index，它是index所替現的原型。他反對Goodman所主張，任何事物只要經過適當的論述包裝，被大家所認同之後，就可以成為任何一個原本無關的事物的替現。這讓我們想起Saussure所說，符號 (sign) 的本質是任擇的。但是Gell認為，A若要替現B，一定要有相似性作為基礎；不過這個相似性，不一定指的是外表的相似，也可以是推論上的相關；如果index在外表上不具有和prototype的相似性，Gell稱之為aniconic representation，雖然以A替現B，但不代表A長得像B，例如以石頭替現神，石頭是神存在的index，而不替現神的樣子，石頭不是任擇地或約定俗成地變成神的index，而是神的 “natural sign” ，就像煙和火的關係一般。
那麼index / prototype的關係，和agent / agency 的關係為何？如果我們在index中察知了agency的存在，就可以推論，prototype中有agent的存在。雖然我們知道是人創造了神，自行想像了神的樣子，但重點不在此；Gell重視的是，人們相信神----作為agent，祂使自己的形象（image）出現在人們眼前，並且作為patient，被呈現在所有以此形象為prototype而被製造出來的形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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