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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 Symbolism and Praxis
Theoretical Approaches
Henrietta L. Moore
本文的主題,在討論象徵和儀式的研究取向;尤其以現象學和實踐理論的影響為焦點。以非洲為對象的人類學研究傳統中,有一個注重意識型態系統分析的『法國式取向』,以和注重社會結構和人類活動的『英國式取向』作區別。但這樣的傳統卻也為其後繼者帶來如此的疑問:究竟人類的思維範疇是否具有社會性的來源?作者認為在 “Those Who Play With Fire --- Gender , Fertility , And Transformation in East And Southern Africa ” 一書中所收錄的九篇民族誌研究,呈現了非洲民族誌研究的新理論取向,持續性地對涂爾幹傳統作出反省和挑戰,同時試圖藉著分析非洲社會中性別和象徵系統變動中的本質,發展出一套和以往不同的觀點。這些新觀點的形成,有幾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除了七○年代女性主義的興起外,作者認為最不可忽視的影響來自現象學和實踐理論。
要探討思維範疇中的象徵性對立如何具有力量和意義,有一個脈絡可循,就是人類社會和自然脈絡之間的關係,以及這樣的關係是如何被確定下來,並且維持。這使我們不得不觸及生計模式等問題,並且必須體認到人類抽象思維的運作和外在物質環境之間的關係是不能被分割的。因此,要談象徵和儀式,不能只談到它們被表現出來的樣子,而應該討論到它們是如何被人類操作的;這個操作的過程,是感官性的,生理性的,實踐性的,並不單純地只涉及意識型態和人類智識。因此近年在這方面的非洲民族誌研究,也試圖不把象徵和儀式從日常生活的物質界客觀現實中抽離。
作者強調,這些新的研究取向和觀點,向我們揭示了在非洲的人類學研究領域中,『性別』的主題,對於象徵和儀式分析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新的理論取向告訴我們,在社會性、政治性的男性權力之外,女性在象徵範疇中,亦可能具有『宇宙性的』權力。這一點讓我們在面對西方傳統中對於『文化 / 自然』的二元對立觀念時,有了思考上的突破和反省。過去認為把『文化』和『自然』作二分的對立,是普同人類共有的思維模式;Ortner更提出,人類在無意識中,把『文化 / 自然』之間的對立反映在『男性 / 女性』的關係上,認為文化因馴化了自然因此優於自然,男性因為在社會性的權力關係中宰制了女性所以優於女性,這樣的思考和其所反映出來的行為,不論在任何文化任何社會中都是如此。新理論取向對幾個非洲社會親屬系統的研究,徹底挑戰了這樣的傳統思維。
作者強調在這些民族誌中所呈現出來的、性別和象徵與儀式的關係,對主流的西方思維有一個最重要的啟示----它們揭示了多重意義的可能性;意義可能不是單一的、絕對的,而是流動的、不固定的。如果透過對兩性關係的研究,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套所謂的性別互動模式,那麼多重的性別互動模式不但有可能在世界上的不同社會、文化中並存,也可能在一個社會、文化中同時存在。當我們在討論象徵範疇中的性別時必須認識到,男性和女性,不能被化約為生理上的男人和女人,應該將它們思考為 “被歸屬為男性的特質” 和 “被歸屬於女性的特質” 來理解,這有助於解構思考上的單一化;男性和女性一樣,都可以同時被賦予男性的特質,和女性的特質;所以即使在父系社會裡,在父權的意識型態之下,看似或實際上與之相對立的女性權力亦有和男性權力形成互補性系統的可能。
最後,在討論性別議題時必然會碰觸到的主體性問題,作者選擇從 “他人 / 我” 的區別來切入,而不從權力關係中宰制者與被宰制者的分辨來探討。思考身體的經驗,和它們在隱喻意義上的形變,會增強一個人對於『行為者』和『自我』的意識;然後便產生了主體性的弔詭:我們對 “另一性” 的認識,只能夠來自於我們對自己性別的思考;而我們對自己性別的理解,只能經由對 “另一性” 的認識。作者提出這個吊詭,是為了再次提醒我們意識到西方傳統思維中對性別的二元對立思考,對人類學視野的侷限;以這個 “主體性的弔詭” 來切入性別的研究,便不得不承認將『男 / 女』作截然二分的思考,無助於我們對兩性關係的釐清,不僅因為兩者不可能彼此清楚地區分而存在,其間交錯複雜的關係也使得對區別的強調失去意義;這個二元論讓我們忽略兩性間的互動和互補,也助長了其中一方對另一方在各方面的否定和削弱。
當我們思考非洲地區,跟性別密切相關的起源神話,會發現所謂的性別,其實是行動的結果,而非其起因;亦即,是實踐形塑了性別,而非性別規範了實踐,因此性別的意義理應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雖然這並不意味著人可以依自身的行為實踐來決定自己的性別);實踐不應該被視為表現,而該被當作詮釋來看。西方的性別體系太過將男性和女性的區別視為意識型態的建構,這違反了大部分人個人的身體經驗;性別認同從來不是完整的、已完成的,所以永遠不可能是全然穩定的;同樣地,兩性關係絕對不是固定的、封閉的。在儀式中,每個個人都會對這套表演作出自己的詮釋,這樣的詮釋過程與其說是透過知識性的註解,不如說是經由創造性的想像來進行;藉著這個詮釋過程,個人到達她或他對自身性別的理解,而這樣的理解如前所述,亦是變動的、不固定的。
Theoretical Approaches
Henrietta L. Moore
本文的主題,在討論象徵和儀式的研究取向;尤其以現象學和實踐理論的影響為焦點。以非洲為對象的人類學研究傳統中,有一個注重意識型態系統分析的『法國式取向』,以和注重社會結構和人類活動的『英國式取向』作區別。但這樣的傳統卻也為其後繼者帶來如此的疑問:究竟人類的思維範疇是否具有社會性的來源?作者認為在 “Those Who Play With Fire --- Gender , Fertility , And Transformation in East And Southern Africa ” 一書中所收錄的九篇民族誌研究,呈現了非洲民族誌研究的新理論取向,持續性地對涂爾幹傳統作出反省和挑戰,同時試圖藉著分析非洲社會中性別和象徵系統變動中的本質,發展出一套和以往不同的觀點。這些新觀點的形成,有幾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除了七○年代女性主義的興起外,作者認為最不可忽視的影響來自現象學和實踐理論。
要探討思維範疇中的象徵性對立如何具有力量和意義,有一個脈絡可循,就是人類社會和自然脈絡之間的關係,以及這樣的關係是如何被確定下來,並且維持。這使我們不得不觸及生計模式等問題,並且必須體認到人類抽象思維的運作和外在物質環境之間的關係是不能被分割的。因此,要談象徵和儀式,不能只談到它們被表現出來的樣子,而應該討論到它們是如何被人類操作的;這個操作的過程,是感官性的,生理性的,實踐性的,並不單純地只涉及意識型態和人類智識。因此近年在這方面的非洲民族誌研究,也試圖不把象徵和儀式從日常生活的物質界客觀現實中抽離。
作者強調,這些新的研究取向和觀點,向我們揭示了在非洲的人類學研究領域中,『性別』的主題,對於象徵和儀式分析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新的理論取向告訴我們,在社會性、政治性的男性權力之外,女性在象徵範疇中,亦可能具有『宇宙性的』權力。這一點讓我們在面對西方傳統中對於『文化 / 自然』的二元對立觀念時,有了思考上的突破和反省。過去認為把『文化』和『自然』作二分的對立,是普同人類共有的思維模式;Ortner更提出,人類在無意識中,把『文化 / 自然』之間的對立反映在『男性 / 女性』的關係上,認為文化因馴化了自然因此優於自然,男性因為在社會性的權力關係中宰制了女性所以優於女性,這樣的思考和其所反映出來的行為,不論在任何文化任何社會中都是如此。新理論取向對幾個非洲社會親屬系統的研究,徹底挑戰了這樣的傳統思維。
作者強調在這些民族誌中所呈現出來的、性別和象徵與儀式的關係,對主流的西方思維有一個最重要的啟示----它們揭示了多重意義的可能性;意義可能不是單一的、絕對的,而是流動的、不固定的。如果透過對兩性關係的研究,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套所謂的性別互動模式,那麼多重的性別互動模式不但有可能在世界上的不同社會、文化中並存,也可能在一個社會、文化中同時存在。當我們在討論象徵範疇中的性別時必須認識到,男性和女性,不能被化約為生理上的男人和女人,應該將它們思考為 “被歸屬為男性的特質” 和 “被歸屬於女性的特質” 來理解,這有助於解構思考上的單一化;男性和女性一樣,都可以同時被賦予男性的特質,和女性的特質;所以即使在父系社會裡,在父權的意識型態之下,看似或實際上與之相對立的女性權力亦有和男性權力形成互補性系統的可能。
最後,在討論性別議題時必然會碰觸到的主體性問題,作者選擇從 “他人 / 我” 的區別來切入,而不從權力關係中宰制者與被宰制者的分辨來探討。思考身體的經驗,和它們在隱喻意義上的形變,會增強一個人對於『行為者』和『自我』的意識;然後便產生了主體性的弔詭:我們對 “另一性” 的認識,只能夠來自於我們對自己性別的思考;而我們對自己性別的理解,只能經由對 “另一性” 的認識。作者提出這個吊詭,是為了再次提醒我們意識到西方傳統思維中對性別的二元對立思考,對人類學視野的侷限;以這個 “主體性的弔詭” 來切入性別的研究,便不得不承認將『男 / 女』作截然二分的思考,無助於我們對兩性關係的釐清,不僅因為兩者不可能彼此清楚地區分而存在,其間交錯複雜的關係也使得對區別的強調失去意義;這個二元論讓我們忽略兩性間的互動和互補,也助長了其中一方對另一方在各方面的否定和削弱。
當我們思考非洲地區,跟性別密切相關的起源神話,會發現所謂的性別,其實是行動的結果,而非其起因;亦即,是實踐形塑了性別,而非性別規範了實踐,因此性別的意義理應處於不斷變動的狀態(雖然這並不意味著人可以依自身的行為實踐來決定自己的性別);實踐不應該被視為表現,而該被當作詮釋來看。西方的性別體系太過將男性和女性的區別視為意識型態的建構,這違反了大部分人個人的身體經驗;性別認同從來不是完整的、已完成的,所以永遠不可能是全然穩定的;同樣地,兩性關係絕對不是固定的、封閉的。在儀式中,每個個人都會對這套表演作出自己的詮釋,這樣的詮釋過程與其說是透過知識性的註解,不如說是經由創造性的想像來進行;藉著這個詮釋過程,個人到達她或他對自身性別的理解,而這樣的理解如前所述,亦是變動的、不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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