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寫世界

巴特和沙特一樣,花了很多心力界定書寫者 ( writer ) 的角色----他和歷史的關係為何?他的任務何在?為了確認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書寫者能夠做什麼?

在神話學的結論中,他提出身為寫作者 (writer) 以及神話學者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介於 “意識形態化” (ideologizing) 和 “詩化”(poeticizing)。前者指的是:使物體與物 (objects and things) 之間,被文化所預設的連繫永存,假定一種完全先於歷史的真實 (to posit a reality which is entirely preamble to history);後者則推翻我們的預設,並假定一種最終不可深入探查、不可化約的真實。 後者將引發讀者創造性的思考與行動。

在巴特出版的第一本書----寫作的零度中,他企圖寫作一種現代的、馬克思史觀式的法國文學,他探究著文學形式背後的意識形態面向。在這本書出版之前五年,沙特出版了他的《何謂文學?》(What is Literature?),宣稱文學必須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並在社會和政治活動中找到自己主動性的地位。針對沙特的觀點,巴特主要反對的是:寫作者應該以一種充分、透明的語言「召喚事物之名」並以此「見證這個世界」;巴特認為,所謂的明晰性 (clarity) 是古典布爾喬亞寫作中的主要意識形態特質,他說:「事實上,明晰性是一種純然的修辭特性,而不是種語言的性質,它只是某一種論述理想的附加物。」巴特主張以一種 “詩意的書寫”(poetic writing) 取代前述透明的、古典的寫作,這就是他理想中“零度的寫作”(degree zero writing) 的基礎,一種“無風格”(style of absence),拒絕透明性,抵抗意識形態的意義。

巴特認為語言既不是工具也不是種動力,而是一個結構。視語言為工具來書寫某樣事物的人是“沙特式的書寫者”,這樣的書寫者將意義的生產神秘化,使之成為某種 “已完成、被接受、被客觀化之物”,而非智性勞動的產物;文本變成馬克思主義式拜物行為的對象,因為這裡的生產已經被掩蔽或神秘化為固定意義的溝通 (a communication of fixed meanings)。寫作者是中介,語言只是工具;對這樣的寫作者來說,語言支持習慣而不組成它;他對溝通的反射是天真的:他不承認自己的訊息是反思性的,不承認那些訊息是自我封閉的。不承認讀者在其中可以讀到他所意指的意義之外的一切意義。
  
另一方面,對一個作者 (author) 而言, “寫作”是一個不及物動詞。他並不企圖把讀者帶入任何超越文本、或超越他所指的世界,作者唯一能寫的就是他自己。在此,巴特面對了語言結構對抗真實結構的問題;對他而言,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結構,在書寫的時候,我們在語言的結構中失去世界的結構。一旦人們坐下來書寫,他就支離破碎,變成語言的玩物;他不要我們透過語言的窗來觀看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他鼓勵我們注視語言本身。沙特的 “committed writing”從外在來構想語言,用語言來確認自己;而巴特式的作者,絕不宣稱任何真理,所以要求一個作者 “獻身”(commitment) 是荒謬的,一個獻身的作者,等於宣稱同時介入兩個不同的結構。





創作者介紹

a dreamer with empty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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