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dreamer with empty hands

在神話學的結論中，他提出身為寫作者 (writer) 以及神話學者和社會之間的關係，介於 “意識形態化” (ideologizing) 和 “詩化”(poeticizing)。前者指的是：使物體與物 (objects and things) 之間，被文化所預設的連繫永存，假定一種完全先於歷史的真實 (to posit a reality which is entirely preamble to history)；後者則推翻我們的預設，並假定一種最終不可深入探查、不可化約的真實。 後者將引發讀者創造性的思考與行動。

在巴特出版的第一本書----寫作的零度中，他企圖寫作一種現代的、馬克思史觀式的法國文學，他探究著文學形式背後的意識形態面向。在這本書出版之前五年，沙特出版了他的《何謂文學？》(What is Literature？)，宣稱文學必須在世界上佔有一席之地，並在社會和政治活動中找到自己主動性的地位。針對沙特的觀點，巴特主要反對的是：寫作者應該以一種充分、透明的語言「召喚事物之名」並以此「見證這個世界」；巴特認為，所謂的明晰性 (clarity) 是古典布爾喬亞寫作中的主要意識形態特質，他說：「事實上，明晰性是一種純然的修辭特性，而不是種語言的性質，它只是某一種論述理想的附加物。」巴特主張以一種 “詩意的書寫”(poetic writing) 取代前述透明的、古典的寫作，這就是他理想中“零度的寫作”(degree zero writing) 的基礎，一種“無風格”(style of absence)，拒絕透明性，抵抗意識形態的意義。

巴特認為語言既不是工具也不是種動力，而是一個結構。視語言為工具來書寫某樣事物的人是“沙特式的書寫者”，這樣的書寫者將意義的生產神秘化，使之成為某種 “已完成、被接受、被客觀化之物”，而非智性勞動的產物；文本變成馬克思主義式拜物行為的對象，因為這裡的生產已經被掩蔽或神秘化為固定意義的溝通 (a communication of fixed meanings)。寫作者是中介，語言只是工具；對這樣的寫作者來說，語言支持習慣而不組成它；他對溝通的反射是天真的：他不承認自己的訊息是反思性的，不承認那些訊息是自我封閉的。不承認讀者在其中可以讀到他所意指的意義之外的一切意義。
　　
另一方面，對一個作者 (author) 而言， “寫作”是一個不及物動詞。他並不企圖把讀者帶入任何超越文本、或超越他所指的世界，作者唯一能寫的就是他自己。在此，巴特面對了語言結構對抗真實結構的問題；對他而言，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結構，在書寫的時候，我們在語言的結構中失去世界的結構。一旦人們坐下來書寫，他就支離破碎，變成語言的玩物；他不要我們透過語言的窗來觀看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他鼓勵我們注視語言本身。沙特的 “committed writing”從外在來構想語言，用語言來確認自己；而巴特式的作者，絕不宣稱任何真理，所以要求一個作者 “獻身”(commitment) 是荒謬的，一個獻身的作者，等於宣稱同時介入兩個不同的結構。